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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昌星已是沙场老将，他的走私活动也曾遇到过不少风浪，但依靠那张钱铸的网，却总是逢凶化吉。所以，面对中央专案组的到来，他不但从北京、沈阳聘请法律顾问、律师为他和专案组较量提供法律“援助”，通过北京某些已为他所用的记者、主持人写信申诉远华被诬陷、诬告的“冤情”，动用各种力量与专案组对抗，甚至放出风声，要把中央专案组的主要头头“灭掉”。

　　只是，后来当福建省原公安厅副厅长庄如顺，赖昌星的“哥儿们”，冒着断送政治前途的风险把中央专案组要动用国家机器抓捕他的绝密情报通报于他时，赖昌星才清醒。凭他的势力要与国家机器所代表的正义力量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他只好仓惶出逃。

　　赖昌星想与中央专案组对抗，是不是有点神经不正常？不是的。他有恃无恐，他自信在他盘踞的厦门岛上，那张网的力量定会罩住一切，先看市委、市府。现已被“双规”或被采取法律措施的就有两个副书记刘丰和张宗绪，三个副市长赵克明、蓝甫、苏水利。五人组合俨然一套领导班子了，赖昌星还怕什么？

　　省公安厅有庄如顺，还有厦门市里公安、检察系统的兄弟相助。杨前线的某亲戚犯事，还是他赖昌星出面摆平的。

　　省里某副省长也已被“双规”。他主政厦门时，正是赖昌星霸业如日中天之际。再说，厦门市各权力机构的头头脑脑，赖昌星与他们并非泛泛之交。杨前线是海关关长，可他赖昌星也被海关许多人认可为“地下关党组成员”。为什么？因为在海关，赖昌星要把他看中的人提拔到关键岗位上，没有办不成的。厦门海关的蔡海鹏，竟是赖昌星向杨前线举荐后被提升到情报处长的位置上的。蔡到底成了谁的情报处长？厦门海关的缉私艇、缉私小分队何时行动，赖均了如指掌。当然，赖的海上走私船、陆上汽车运载走私货物，均能避其锋芒，从未有过“遭遇战”。其他部门像银行、税务、商检、港务、码头、外运、外代等，均有为远华效劳的人员。在中央专案组要来之前，赖均派人通知这些部门销毁与走私有关的证据材料。

　　省外，他也有一帮用得着的人物，在紧要关头为他效生死之劳。九九年，赖昌星从深圳口岸出逃，秋季从珠海口岸入境，后又从深圳出逃，来来往往，竟然查不到他的出入境记录。

　　在广东海关，多年来一直有人向赖昌星通风报信，成为赖的走私高参。赖送给他一辆车，专跑“情报”。九九年，赖昌星准备进一批货柜的走私货，打算在南方通关。他请教某干部通关之道，该干部为效犬马之劳，专程飞到厦门，向赖口授如何逃避广东海关的监控，后来当然是顺利过关。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历来就是人类社会经久不衰的主题，在中国，走私与反走私，腐败与反腐败这种较量的结果当然是：正必胜邪，从举报信发出到被批转到海关总署，间隔时间超过一个月，海关总署反应强烈。湛江大案其时就要公开审判，原湛江海关关长曹秀康将被送上断头台，社会对海关的种种议论风涌而起，海关总署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没想到湛江一波未平，厦门又掀起更大波澜。

　　然而，海关总署党组立即召开署党组会议，并形成统一意见：上报中纪委，立案查处厦门大案。走私与腐败唇齿相依。总署领导也清醒地意识到：厦门大案，“一条龙”走私的背后必定是“一条龙”腐败。但敢于正视残酷的现实矛盾，敢于首先向自己身上的毒瘤开刀，不怕流血流脓。海关总署党组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对共和国的无比忠诚，表现出难能可贵的胆略和巨大的勇气。

　　中纪委收到海关总署关于立案查处厦门大案的报告后，立即拟文并附有海关总署党组的报告，上报中央主管政法工作和纪检工作的领导。

　　九九年，中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同志、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同志分别批示：由中纪委、海关总署共同负责查处厦门特大走私腐败案件，其中走私问题由海关总署为主查办，腐败问题由中纪委负责查办。

　　根据中央指示，中纪委、海关总署、公安部等抽人员组成专案组。组长由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何勇担任。专案组又成立前线总指挥部，由海关总署一位副署长任总指挥，监察部一位副部长任副总指挥。这位总指挥是在海关总署根据国务院部署组建缉私警察队伍时，中央从公安部调任海关总署的副署长，分管走私犯罪侦查局的工作，到任也才几个月。

　　“专案组的初期工作，主要是对举报信内容的可靠性进行评估，因而开始时，近两个月的工作艰辛而又十分隐蔽，任专案组前线总指挥的这位副署长原在公安部任副部长，有着三十多年的从警经历，对公安工作感情笃深。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在即将过五十五岁生日的时候，命运发生了变化，他从公安部走出，进了海关总署机关大院。不到一年，又被中央点将，作为厦门前线的总指挥，挂帅侦破厦门远华走私大案。

　　赖昌星的命运似乎也在发生变化，他本来想走进这间房子，却被安排到了另一间。命中注定他要与这位总指挥“短兵相接”。正是这位副部长的到来成了赖昌星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成为威胁他赖昌星生存的重要人物，也成了他急切要攻关的新目标。赖开始想方设法要和这位副部长套近乎。

　　可是，北京传来的信息却令赖昌星一时无法定下应对之策。信息告知，此人为人正直，处事公正，北京“网”内人士无由与该副署长接近、联络感情，更不要说为赖说情了。

　　赖昌星降低要求，只想能和他一起吃餐饭，以后的事情再说。但此人居然连机会都不给，这多少令呼风唤雨惯了的赖有些失落、不满，同时感到遇到强硬的对手，心里有些发憷。

　　厦门的谋略班子定下的策略是：密切关注，静观其变；如其不识相，定要置远华于死地，那就不客气了，也得给他找一点儿麻烦，再不行就伺机将其“灭掉”。

　　北京的这位副署长当然不会知道赖昌星的应对方案。这是后来他到了厦门，从案犯的供词中得知，他听后也不过为之一笑。

　　不过，九九年四月底，自他受命挂帅以来，却为怎样不辱使命而常常度过不眠之夜。

　　根据中央指示，他得调兵遣将，将专案组搭建起来。首先得对举报信的可靠性进行评估判断，而不能贸然行事，然后要搞出一个侦破方案。这是一个涉及五百亿金额的走私大案啊，一旦动作起来，必然牵出上自北京下自地方的各层次的显赫人物。其中，厦门海关首当其冲逃脱不了干系。目前海关系统，经历湛江大案冲击，已经变得相当敏感了。谁挂帅赴厦门主持查处远华大案？中央钦定了他，用心可谓良苦。

　　他来海关不久，与海关相关的事并无牵涉，这是有利的一面；然而又正是对海关知之较少，所以让他挂帅查私，当然有门外汉的感觉，这又是不利的一面。

　　而更重要的是，他虽然对举报信的可靠程度一时还不摸底，对查处的方法、策略也心中无数。在公安部时，他曾过问过几个走私大案。那时已得出结论：走私犯罪，尤其是大规模的法人走私定有背景，定是谋划周全的高智能犯罪。对远华案要是查不下去，要是误入歧途，要是形成僵局而被强行收兵……不管出现哪一种情况，他都将时刻处在风口浪尖上，天天在刀刃上跳舞。

　　专案组领导指示海关总署走私犯罪侦查总局，选派侦查处刘处带领得力侦查人员通过公安部的渠道，从广州潜往厦门。任务是掌握赖昌星走私集团的最新动态。侦查人员潜入厦门后，对重要嫌疑人进行秘密布控。

　　专案组领导又部署九人小组集中研究，评估举报信的真伪，并尽快拿出初期行动方案。参加过湛江走私案查处的几个同志论证：厦门案走私活动的组织性、系统性、隐秘性均是湛江案所没有的。

　　另外避开海关的闯关走私，在海关无单证可查。由于各走私链的环节掩蔽，要查出真相必须要破开链条上所涉及的诸多环节，才可获得确切证据。这在查处事后案件（海关专业术语，即走私成功后被发现的案件，其特点是现场已消失，走私货物已不复存在）中又称得上难中之难了，所以，后来中央领导听了汇报后评价说：和厦门案比起来，湛江走私案那是“土包子”所为。

　　举报材料可信度高，但查证（即调查取证）难度又极大，举报信中的证据材料中，叙述植物油走私的材料不但丰富，而且具有可查性，初战主攻植物油走私。

　　专案组领导听取汇报，并慎重审核方案，认为分析意见和突破方案很缜密，并且表示赞成方案组的选择，将植物油走私作为突破口，但要确证植物油走私闯关成立，还得排除一个可能性，即厦门关计算机与总署计算机联网传输过程中因发生阻碍而丢失了原来的申报内容。可到厦门海关去查证，在当时无异于“入虎穴窃虎子”，而且容易打草惊蛇，可专案组当时的一举一动可以说尽在赖昌星的掌握之中。

　　为暗查得以顺利进行，章国胜故布疑阵，特意把厦门海关当时分管调查工作的接培勇副关长召至总署，向接交代任务：内地某海关有一案件的货物是从厦门口岸进境，该海关已扣留走私货物。现在总署与该关联合派员到厦门关调查该批货物进口申报情况。因案情重大，希望接培勇全面协调，防止扯皮、推诿，给案件查证工作造成障碍。章要求接不要向调查人员了解案件取证的任何情况，也不必向关党组通气。待案件明朗后，章自己会向杨前线关长解释说明。杨前线、赖昌星很快知道总署已派来调查人员。赖疑窦丛生，暗中派员监视调查人员的一举一动。

　　要摸清油船有无入境申报，货物进口有无报关，关键之处在于：查阅船舶申报资料、船载舱单以及海关数据库内货物报关资料。前两项的纸页资料在船管科，后三项的电子数据在技术处。调查人员的调查目标锁定在已被中国外代和“思图而特”驻沪办事处的资料确证载油入境、靠泊厦门口岸的红、蓝宝石等五艘船舶上。离京时，章局特地交代傅、李，不准带一页纸，更不准带笔记本进厦门。船名靠脑子记。查获资料不要求复印，也不许记录。因此，他们的基本工具就是人脑。

　　通过调查断定，“红宝石”轮船在预申报库中出现，完全是走私分子在外代环节留下的一处疏忽过失，或者是“红宝石”电传给外代的预申报资料那天，当班人员恰巧不是被走私分子所收买的人员，他忠实地按正常程序将“红宝石”预申报的电传内容输入了计算机，而数据一经生成就不能更改或是删除，且又通过联网传输进到了海关的电子数据库，走私分子这一疏漏却没有被调查人员疏忽过去。猎人的眼睛一下子就捕捉到了猎物的踪迹。